顾雏军赢了,科龙立案调查程序文件有望公开

2019-10-27 16:24:15

来源标题:匿名

10月15日上午,科龙公司前董事长顾储君收到了久违的判决。他在北京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终审)中赢得了中国证监会的行政诉讼。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驳回了中国证监会的上诉,维持一审判决,并责令中国证监会在法定期限内重新回复顾储君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包括《证券期货案件调查规则》的公开和中国证监会2005年启动科龙公司调查程序的七条信息)。

科龙备案调查程序的七项信息包括备案调查的原因、备案调查的结论、会议时间、与会人员名单、会议内容、会议表决内容、会议纪要以及2005年中国证监会启动科龙备案调查程序时董事长办公会议的其他重要信息。

严友松辩护律师顾储君的前副手姜立律师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新的政府信息公开规定已经实施,中国证监会做出进一步答复时,显然还有调查和斟酌的余地。

《证券期货案件调查规则》即将出台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9年10月14日(2018)京行第1233号行政判决书显示,中国证监会就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就顾储君诉其未履行政府信息公开法定职责一案(2016)京行第61号行政判决书向本院提起上诉。受理案件后,法院组成合议庭审理案件。此案现已结案。

针对顾储君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中国证监会于2015年7月31日发布了《监管信息公告》(证监信息公开[2015年第81号,以下简称《投诉公告》),主要内容如下:《证券期货案件调查规则》(证监稽查字[2002年第6号)属于证监会内部管理信息,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应当公开的政府信息。顾储君拒绝接受这一决定,并向一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被诉通知。他还命令中国证监会履行其公开政府信息的法律义务,并立即向储君披露《证券期货案件调查规则》全文。

一审法院认为,《证券期货案件调查规则》的相关程序规定已被作为外部执法的法律依据,不属于内部管理信息范畴。中国证监会以其为内部管理信息为由拒绝披露《证券期货案件调查规则》,理由无效。在此基础上做出的诉讼知情声明不明确,应依法撤销。顾储君撤销被诉通知的请求符合法律并得到支持。根据《行政诉讼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判决如下:一是撤销对被告的书面通知;二是责令中国证监会在法定期限内对顾储君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给予新的答复。

中国证监会就一审判决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要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谷开来的所有主张。顾储君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证据材料已随案件移送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北京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法院认为中国证监会的上诉请求和理由不能成立,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科龙案件涉及的文件是否公开仍不确定。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9年10月14日发布的另一项行政判决(京杭(2018)1235号)也显示,顾储君已向一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被诉通知,并责令中国证监会履行其公开政府信息的法律义务,立即向顾储君披露其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立案调查的理由、立案调查的结论、会议时间、 与会人员名单、会议内容、会议表决内容、证监会于2015年启动广东科龙电气有限公司备案调查程序的董事长办公会议纪要】。

一审法院认定,谷开来向中国证监会申请公示的信息是本案涉及的七项内容。中国证监会拒绝提供上述信息,理由是这是国家机密,但未能提供证据支持。因此,中国证监会基于上述理由发出的投诉通知属于事实不清,应当依法撤销。顾储君要求撤销被诉通知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法院予以支持。鉴于中国证监会对顾储君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仍需调查和斟酌,应当责令中国证监会在法定期限内对顾储君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作出新的答复。

中国证监会拒绝接受一审判决,要求撤销一审判决,并驳回谷开来的所有主张。顾储君认为中国证监会“董事长办公会议相关信息应当保密”的诉讼理由没有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认为,一审法院裁定撤销投诉通知书,并责令中国证监会在法定期限内对顾储君公开申请政府信息(指涉及的7项信息)给予正确答复,法院应当予以维持。

来自姜立的律师告诉《第一财经新闻》,这两项判决作为最终判决具有法律效力。它们的共同点是都确认中国证监会没有依法正确履行政府信息公开职责,因此需要新的具体行政行为。同时,该判决考虑了政府信息披露所需的调查过程和自由裁量权,不支持顾储君的“立即”披露请求,但责令中国证监会在法定期限内重新处理。

姜立说,应当指出,这两项判决在确定相关信息的性质方面存在差异。此前的判决驳回了中国证监会的实质性主张,即相关规则不属于内部管理信息,而是具有外部约束力的执法依据,不披露此类信息的理由无法成立。中国证监会应该将其公之于众,顾储君在这一点上赢了。

"第二个判决非常有趣。"姜立接着说,首先,在办案过程中,存在着修改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问题。法院在作出行政行为时适用这些条例,即修订前的条例。新规定已经实施,这为中国证监会的后续工作留下了一定的空间。与第一次判决不同,法院没有对案件所涉信息的性质进行评估,对于信息是机密信息、程序信息还是案件档案信息,仍有讨论余地。在判决中,法院仅认定中国证监会倡导保密信息的理由和依据不充分,并未确定保密信息的性质。这样,中国证监会今后再次做出回复时,显然还有调查和斟酌的余地。